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对您说，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。我订婚已经七年多，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、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，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，这些人把"天上的君主"和"柏林的君主"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，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，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。因此，多年来 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，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"生活经验"（我们的"论中庸"爱用的字眼）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。

    由于燕妮异母兄弟斐迪南的到来，她家庭方面的麻烦增加了。斐迪南在政府机关工作，后来成为普鲁士内务大臣。1838年他曾在特利尔被委以重任。也许是为了避免他的影响，燕妮和母亲很可能早在1842年7月就搬到了特利尔东面大约50英里的克罗茨纳赫疗养地。马克思3月份在那里见到了她，制定了结婚计划。

    他一离开，燕妮就写信给他：

    你现在对于我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亲切可爱和珍贵，可是，每当你和我告别时，我总是万分激动，我多么想把你叫回来，以便再次告诉你，我多么爱你，我如何全身心地爱着你。可是最后这一次你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走的，我已看不见你的身影，只有你的形象出现在我的心上，它栩栩如生，这样地忠诚，天使般温柔和美，沐浴在爱的伟大与智慧的光芒之中，这时，我真不知道，在我心灵的深处你是多么珍贵。如果你此刻能在这里，我亲爱的小卡尔，你在你的调皮而又可爱的姑娘身上会感受到多少幸福啊！如果你再次表现出坏企图、恶意 ，我不会采取任何反抗的；我会温顺地低下头，任凭这个凶恶的男孩怎样摆布……你还记得我们在暮色苍茫中的那些谈话吗？我们那无言的嬉戏？那在半睡半醒中度过的时光，我的亲爱的，那时你是多么可爱，多么好，多么宽容，多么快乐！

    信中还细心叮嘱了在新教教堂举行的婚礼，要买什么和不要买什么，1843年6月19日他们在克罗茨纳赫办公处登了记。这一对夫妻的官方登记是："卡尔·马克思先生，哲学博士，现住科伦；J.B.J.燕妮·冯·威斯特华伦女士，无职业，现住克罗茨纳赫。"两家的人，只有燕妮的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尔在场，作为住在克罗茨纳赫的亲属证婚人。

    马克思和燕妮立刻外出去度了几个星期的蜜月。他们先是到了瑞士的沙夫豪森附近看莱茵瀑布，接着游览了巴登省，然后回到了克罗茨纳赫。燕妮后来讲了一个故事，表明了他们两个人当时（并且一直是这样）有着多么令人惊奇的对金钱不在意的态度。燕妮的母亲给他们一些钱去度蜜月，他们带在身边，放在了一个箱子里。用这笔钱，他们旅途中乘坐马车，投宿不同的旅馆。他们看望了几个拮据的朋友，把箱子打开放在了朋友房间里的桌子上，每个人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。不用说，钱很快就告罄了。

    回到克罗茨纳赫后，马克思和燕妮在母亲那里住了三个月。这使马克思能够"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"，开始为《德法年鉴》撰稿。《德法年鉴》显然将成为一份特别的政治评论性刊物。虽然马克思在《莱茵报》上的文章曾涉及政治问题，但他的方法，像正规的论战文章一样，曾极大地综合吸取了斯宾诺莎、康德、黑格尔的论证方式。现在他感到需要一种更为系统的批判方法，于是决定努力采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术语，尤其是《法哲学》的术语。当普鲁士政府显然不具备成为黑格尔所讲的"理性国家"可能性的时候，黑格尔所有的学生或早或晚地都发生了这种转向。马克思心怀这个念头至少有一年时间了。1842年3月，他写信给卢格："我为《德国年鉴》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。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，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。"他接着说文章已经写好，只需要修改一下。六个月后，他还在谈论要在《莱茵报》上发表这篇文章。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这三个月对黑格尔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，比他上一年纯粹逻辑-政治的方法要丰富多了。